随着时代流波漂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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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时代流波漂泊有时候，人真如无根的浮萍，缘起缘灭，萍聚萍散，跟着风的方向飘向所有茫然的未知，风在哪里停驻，就在何处落脚。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不知终点的羁旅，古道西风，瘦马流水，残阳寥落听一曲怀乡黯音，心在天涯，思绪在飞花深处，引线的尽头叫作家。

四姐妹的幼年，在温润潮湿的安徽。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，那个常年烟雨蒙蒙的乡城似乎永远氤氲情人的眼波，小桥青瓦，碧痕灰影，白鸟扑扑扇动双翅掠过水色，一点一滴，染开一个名叫童年的童话。后来，她们永远离开了那个地方，去了一个有十里洋场万千灯火的地方，见到了许多金发碧眼的洋人，听到了许多从未听过的歌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她们都怀念着并不久的从前，那个湿漉漉的庭院，那个雨天多过晴天的故乡。

搬到上海，是父亲张武龄的决定。一九一二年，刚过完新年，张武龄就决定携妻带女离开合肥，迁居上海。张家是合肥的望族，颇有根基，俗话说“强龙不压地头蛇”，在合肥，不说过得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却至少比在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要好上太多。即使多年的积累下，张家颇有些财产，在那个繁华的大都市仍然可以生活优渥。

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合肥，是张武龄思虑了多年后做出的决定——安徽，已经并不适合生活了。这些年来，政府对原先还算富庶的安徽大肆征收苛捐杂税，1905年到1907年这两年间，清政府就向他们征收了一百多万两白银，用于战争失败后的庚子赔款。更不必说发生天灾朝廷根本无力救助，反而将修建学校、医院、公路等公众设施的费用摊派下来，安徽省每年还要多出四五十万两的税款。

而这些，不过是明面上的税务。私底下，重重杂税压得普通百姓也喘不过气来。久而久之，官逼民反，为生活所迫，人们也不得不反。1906年，芜湖首先爆发了罢市运动。三年后，宿州流民闯入盐局，要求当局降低盐税，不得回应后，他们摧毁了盐局。

乱世里何以安身？作为身处乱世的读书人，张武龄选择了明哲保身。他没有选择走上一条艰难重重的仕途之路，也没有选择像一些士族子弟一样激进的反抗道路。但他知道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即将发生一场惊天的巨变，可能是新生，也可能是穷途。果然，几年后，末路的清政府宣告结束，懵懂不解事的小皇帝退位，人们还来不及感受喜悦，就被混沌不明的局势，弄得惴惴不安。

张武龄生性温和，但出于知识分子的触觉，他还是从晦暗的风声里，嗅出了一丝不同以往的意味。最和他息息相关的是可读的报纸逐渐变少了。张武龄一直是个喜欢读书看报的人，孩子们长大后曾回忆说，父亲每年都至少订了二十多份报纸，有全国性的，也有地方小报，他全都要看。这些报纸里，不乏源自思想撞击最激烈的上海。

那个城市，传承着所有的美好和丑恶，也诞生着所有的可悲和可喜。就像是黑夜和白天交替并行的地方，有璀璨无比的光明，也有魍魉横行的暗色。从19世纪40年代它成为通商口岸开始，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城市就被划分为华界、公共租界以及法租界，谁都可以被接待容纳，不论是野心勃勃的投机家，还是平庸无所求的寻常百姓；不论是倚笑歌栏的青楼艺伎，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纤弱千金。这是地狱，或许，也是天堂。

对这个城市的向往，或许就在白纸黑字的字里行间时，悄然萌生，藏着一缕对新生的企盼，隐着一份绝少宣之于口的爱国情怀。张武龄想亲自去那个地方看看，看看那里是否如想象中那样神奇，看看那里是否有着自己所期待的一切。随着安徽越来越成为闭塞的内陆地区，这个想法也就越发强烈起来。